情感性心境障礙別名：情感性精神病

情感性心境障礙

(一)發病原因
早在希波克拉底時代，即有躁狂癥和抑郁癥這兩個術語。Kahlbaum(1882)首先提出躁狂和抑郁是同一疾病的兩個階段，不是兩個獨立疾病。1896年，克雷丕林明確把兩者劃為一個疾病分類單元，命名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現在。長期以來，人們對心境障礙(情感性精神病)的病因作了很多探索：希波克拉底根據4種體液學說認為，抑郁癥為黑膽汁分泌過多;Kretchmer提出氣質-體型-疾病相關學說，認為本病多見于某些好交際、開朗、好動、興趣廣泛、容易過于喜悅或過于憂郁的人，也多見于矮胖體型的人，而這種氣質和體型是構成本病的基礎;巴甫洛夫認為躁狂癥則多見于強而不均衡神經類型的人，因為這種人抑制過程弱，而興奮過程占優勢，在某些不良的機體條件下，可能發生躁狂抑郁性精神病。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對心境障礙的病因有了深入、科學的認識。尤其是近20年來，世界各國科學家圍繞生物學因素(包括遺傳因素、素質因素、軀體因素、生理、病理、生化等方面)和心理社會因素等方面對心境障礙的病因學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積累了大量寶貴資料。具體在發病機制中闡述。
(二)發病機制
1.生物化學
(1)生物胺：生物胺與情感障礙的關系是迄今為止研究最多、了解較深的領域之一。不少研究報道情感障礙患者存在生物胺水平或生物胺神經通路功能和結構的異常。其中去甲腎上腺素(NE)和五羥色胺(5-HT)被認為相關性最大。表2列舉了抑郁癥患者的神經遞質及其代謝產物的變化。
另外，活體試驗中發現，幾乎所有的抗抑郁藥以及有效的軀體治療(如電抽搐治療)在長期應用時，都會降低突觸后膜腎上腺素能和5-HT2受體敏感性。表3列舉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這種長期治療所帶來的變化與抗抑郁藥的起效時間恰恰相符。
①情感障礙的單胺學說：對情感障礙進行生物化學研究始于抗抑郁藥的出現。最初發現的兩類抗抑郁藥，單胺氧化酶抑制劑(MAOI)和三環抗抑郁藥(TCAs)，均作用于單胺在突觸部位的清除過程。MAOI抑制單胺(NE、5-HT、DA以及腎上腺素)氧化酶;而TCAs則阻斷單胺的另一主要清除途徑，再攝取。Schildkraut JJ(1965)、Bunney WE & DavisJM(1965)首先提出情感障礙發病的兒茶酚胺學說。認為，“某些抑郁癥的發生與兒茶酚胺，尤其是NE在重要腦區的絕對或相對缺乏有關，而躁狂則與兒茶酚胺過多有關”。Van Praag HM等(1970)發現抑郁癥病人腦脊液5-HIAA含量低下，因此Coppen A等(1972)提出5-HT功能異常與情緒低落以及自殺行為等存在關聯。Prange A等根據有關NE和5-HT系統的研究提出了綜合這兩種遞質系統的學說，認為5-HT系統的低下為NE功能改變所致的情感障礙提供了基礎。在5-HT功能低下的基礎上，NE功能低下出現抑郁，而NE功能亢進則表現為躁狂。
②對單胺類神經遞質的研究：情感障礙患者腦脊液中兒茶酚胺代謝產物水平的變化可為這一學說提供較為直接的證據。但迄今為止的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CSF中NE代謝產物MHPG含量變化無一定規律。而對于5-HT代謝產物5-HIAA的CSF含量的研究結果較一致，存在明顯自殺傾向的患者中此現象尤為突出。由于外周體液包括血液、尿液中單胺類代謝產物的來源不僅限于中樞神經系統。
③對NE受體功能的探討：β-受體功能的下調(down-regulation)與臨床抗抑郁作用之間的關系，是目前抗抑郁藥作用機制研究中一致性最高、最為公認的發現。這種關系存在于幾乎所有的抗抑郁治療，而且與臨床抗抑郁效果的產生具有明顯的時間上的一致性。另有資料顯示，突觸前β2-受體對NE的釋放形成負反饋調節。因此，阻斷β2-受體可以增強NE系統功能。由于，突觸前β2-受體也存在于5-HT神經元中，因而阻斷突觸前β2-受體的藥物，實際上同時作用于NE和5-HT兩種神經遞質系統。
④對5-HT受體功能的探討：5-HT系統與情感障礙發生之間的關系：用利舍平使5-HT耗竭可以促發抑郁癥;具有自殺傾向的抑郁癥患者腦脊液中5-HIAA含量下降，血小板對5-HT的攝取功能也下降。選擇性5-HT 再攝取抑制劑(SSRIs)主要作用于5-HT的再攝取，也有些新型抗抑郁藥物主要與不同亞型的5-HT受體結合，如奈法唑酮(nefazodone)是5-HT2受體拮抗劑，而ipsapirone是5-HT1A受體激動劑。長期采用這類藥物治療均會導致突觸后膜5-HT2受體數目下降和5-HT再攝取功能下降。這可能與藥物抗抑郁作用關系更為直接。
研究者們試圖采用生物學標志將抑郁癥區分為NE型和5-HT型。認為可以采用主要作用于去甲基腎上腺素(NE)系統(如馬普替林、去甲替林、去甲丙米嗪等)或5-HT系統(如SSRIs)的藥物分別進行治療以提高療效。但最近的研究發現中樞NE與5-HT系統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交互作用，主要作用于一種神經遞質系統的藥物可以由于這種交互作用繼發地影響到另一個乃至多個遞質系統的功能。如上述β2-受體對5-HT系統的調節作用。因此，采用這種生物學特性對抑郁癥進行分型尚為時過早。
⑤多巴胺(DA)學說：有關抑郁癥的生物化學研究，主要集中在NE和5-HT兩種神經遞質系統，但也有研究認為DA在情感障礙發病中也有重要作用。有研究發現，降低DA水平的藥物如利舍平或疾病如帕金森病可導致抑郁，而提高DA功能的藥物如L-多巴、溴隱亭、酪氨酸、苯丙胺和丁胺苯丙酮(bupropion)可緩解抑郁癥狀。因此，最近有人提出抑郁癥發病與DA相關聯的學說。一種認為抑郁癥病人存在中腦邊緣系統DA功能失調，另一種認為抑郁癥病人可能存在多巴胺D1受體功能低下。
(2)氨基酸、肽類：γ-氨基丁酸(GABA)以及神經活性肽類如血管加壓素(vasopressin)和內源性阿片樣物質，在情感障礙發病中也有一定作用。對GABA受體與情感障礙發病之關系的推想，主要來自一些治療躁狂癥或雙相情感障礙有效的抗癲癇藥物的應用，如丙戊酸鈉、卡馬西平等。有研究顯示抑郁癥病人腦脊液和血漿中GABA含量下降。而三環抗抑郁藥、MAOI、SSRIS以及ECT均可提高GABAβ受體數目。中樞谷氨酸系統中主要的興奮性氨基酸與GABA功能具有相互制約作用。谷氨酸的受體可以分兩大類，一類與離子通道相耦聯，可能與癲癇的發病有一定關系，另一類與G蛋白耦聯，為代謝性谷氨酸受體(mGluR)。代謝型谷氨酸受體分為5個亞型。其中mGluR2與抑郁癥的發病可能具有一定關聯。而mGluR2受體抗劑可能成為新一代有希望的抗抑郁藥物。
(3)第二信使系統：Rolipram是磷酸二酯酶的選擇性抑制劑，在臨床試驗中顯示有抗抑郁作用。據此認為cAMP第二信使系統功能的高低與情感障礙的發病有關。抑郁癥病人存在cAMP功能的低下。當磷酸二酯酶被抑制后，cAMP滅活過程受阻，使其功能增強，進而起到抗抑郁作用。
與G蛋白耦聯的第二信使除cAMP外,還有磷酸肌醇(IP)系統。受體與興奮性配基結合后激活興奮性G蛋白(Gi)。Gi激活磷脂酰肌醇特異性磷脂酶C(PLC)。后者作用于細胞膜磷脂雙層內側的磷脂酰肌醇二磷酸(PIP2)，生成甘油二酯(DAG)和三磷酸肌醇(IP3)。IP3釋放內織網中貯存的Ca2 。而Ca2 與DAG共同作用，激活蛋白激酶C(PKC)。PKC可激活許多胞質蛋白酶，進而引發各種生物學過程，包括基因轉錄過程。IP3在功能完成后需要由肌醇一磷酸酶水解，重新釋放出自由肌醇，再與DAG合成為IP，完成整個循環。而Li 離子是肌醇一磷酸酶的抑制劑。治療濃度的Li 由于抑制了肌醇一磷酸酶，阻斷了磷酸肌醇循環，導致IP第二信使功能改變，進而達到治療躁狂發作的目的。因而，有學者推測，情感障礙的發病可能與IP第二信使功能異常有關。
2.神經內分泌 下丘腦是神經內分泌功能調節中樞。而下丘腦本身也受到來自不同神經遞質系統的調節，如單胺類神經遞質。因此，情感障礙患者所出現的神經內分泌功能異常，可能主要地反映了單胺類神經遞質系統功能的異常。就如傳統抗精神病藥物，能阻斷結節-漏斗多巴胺的功能，致使患者的催乳素水平升高一樣。理論上講，某種特定的神經內分泌功能改變，有可能是情感障礙的病因，更可能是基礎腦功能異常的一種表現。
(1)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
①可的松濃度：
A.可的松分泌的調節過程如下：
a.室旁核神經元分泌出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CRH)。
b.CRH通過垂體門脈系統運輸到垂體后葉，刺激垂體后葉釋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 。
c.ACTH通過體循環到達腎上腺，刺激腎上腺皮質釋放糖皮質激素可的松。
d.可的松通過快調節機制(對可的松濃度的升高速度敏感)作用于海馬的可的松受體，減少ACTH的釋放。
e.可的松還通過慢調節機制(對可的松穩態濃度敏感)作用于垂體和腎上腺的受體減少ACTH的釋放并阻斷其興奮作用。
B.在抑郁癥病人中可以發現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功能異常包括：
a.高可的松血癥，晝夜分泌節律改變，即不出現見之于正常人的出現于夜半時分的谷底。
b.地塞米松脫抑制，約出現于半數的抑郁癥病人。
c.腎上腺體積增大。
d.ACTH所引起的糖皮質激素分泌增強。
e.腦脊液中CRH水平升高。
f.ACTH分泌對外源性CRH反應遲鈍。一般的講，抑郁程度越重，年齡越大，HPA軸異常就越明顯。
最近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ACTH基礎水平升高，其24h分泌節律也出現異常。而垂體體積也有增大。Young等(1997)采用metyrapone阻斷腎上腺分泌可的松，研究外源性CRH對ACTH分泌的影響。作者發現，盡管在抑郁病人CRH刺激所致的ACTH分泌出現遲鈍反應，但當給予阻斷可的松分泌的藥物后可以使該反應恢復。這說明抑郁病人所出現的ACTH分泌遲鈍是由于可的松水平升高所致。
Raadsher等(1995)對抑郁癥自殺患者的尸體解剖研究發現，這些病人下丘腦室旁核含有CRH的神經元數量以及CRH的mRNA含量均升高，提示抑郁癥病人垂體-腎上腺功能的異常與下丘腦CRH分泌增強有關。而ACTH分泌的反應遲鈍可能是由于長期的CRH功能亢進,導致了垂體CRH受體功能下調。同時，可的松濃度的升高也對ACTH的分泌形成負反饋調節。
最近研究發現，CRH不但作為一種內分泌激素影響垂體后葉釋放ACTH，而且還作為一種神經遞質在不同腦區產物生物學作用。更為重要的是，下丘腦中的CRH受體，即調節ACTH釋放的神經通路，與其他腦區中的CRH受體的調節機制不同。因此，除了促進ACTH的釋放外，CRH在整合伴發于應激、焦慮和抑郁時的激素、行為和自主神經功能的過程中有重要作用。
在抑郁癥病人同時還發現有外周皮質激素受體功能的改變。皮質激素細胞內受體有兩種類型。Ⅰ型受體又稱為鹽皮質激素受體，對血中可的松具有高親和力，與晝夜節律的保持有關。Ⅱ型受體又稱為糖皮質激素受體，對可的松親和力低，與可的松水平升高時所形成的負反饋調節作用有關，也與地塞米松的作用有關。抑郁發作時會出現皮質激素受體功能的改變，削弱糖皮質激素的作用。因此切斷了HPA軸的負反饋調節功能，導致HPA軸功能持久的處于活動狀態。受體功能的改變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抑郁癥病人不出現見之于腎上腺皮質功能亢進病人的軀體體征。
盡管針對直接糖皮質激素受體數目進行的研究未得到一致的結論，但針對受體功能的研究結果卻較為一致地發現，抑郁癥病人細胞上的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低于正常人，糖皮質激素對效應器官的抑制作用低于正常人，這種差異在地塞米松抑制試驗陽性的受試者更為突出。在研究中讓病人與正常人同時服用地塞米松，或將細胞在體外與地塞米松或可的松一道孵育，加入促細胞分裂劑后，取自抑郁癥病人的淋巴細胞增殖不像正常細胞那樣受到抑制，自然殺傷細胞活動也不受抑制。這一現象在抑郁好轉后即會消失。Holsboer和Barden(1996)發現，采用數種抗抑郁藥物或ECT處理動物可增強糖皮質激素的負反饋調節作用，使糖皮質激素的基礎值以及應激后增加值下降，同時提高重要腦區中糖皮質激素受體結合率及其mRNA含量。更為有意義的是，這種變化也要在用藥2～3周后出現，與抗抑郁效果的出現時間相符。體外試驗中也發現，抗抑郁藥物可以增加糖皮質激素受體數目或增強其功能。
下丘腦以外的CRH系統功能與下丘腦CRH功能不一，其調節方式也不同。抑郁癥病人腦脊液中CRH水平的升高可能主要地反映了下丘腦以外的CRH系統功能狀態。抑郁癥自殺病人尸檢發現有額葉皮質CRH受體的減少。這說明抑郁癥可能存在下丘腦以外CRH突觸前釋放增高和突觸后受體功能的下調。給動物進行CRH腦室內或特定腦區注射可導致出現焦慮抑郁樣行為。這種行為可以采用CRH受體拮抗劑來抵消。這些資料均提示，腦內CRH的增高可能是抑郁、焦慮癥狀乃至抑郁癥、焦慮癥發生的基礎。
②地塞米松抑制試驗(DST)：地塞米松是人工合成的可的松類似物。其效價遠高于可的松。給正常人口服地塞米松可以抑制可的松的分泌。不少研究發現，大約50%的抑郁癥病人口服地塞米松后可的松的分泌未被抑制，即地塞米松抑制試驗陽性。標準試驗中于晚11時取血測定基礎可的松濃度，并讓病人口服地塞米松1mg。于第2天16時(17h后)和23時(24h后)再取血測定可的松濃度。如可的松濃度高于5μg%是謂DST陽性。既往曾采用DST試驗作為抑郁癥的輔助診斷指標。周東豐等報道雙相情感障礙DST陽性率為52%，更年期抑郁癥陽性率為67%。
盡管正常人DST陽性率較低，但其他精神障礙病人DST也有較高的陽性率，使得DST作為診斷指標的價值下降。最近的研究提示，DST在評價病人是否復發，指導維持治療用藥方面具有一定的價值。如果抑郁癥病人在治療后抑郁狀態好轉，同時DST轉陰，其復發的可能性較小;反之，如果抑郁好轉但DST持續陽性，其復發的幾率較大，需要長期的維持用藥。
由于地塞米松只作用于垂體的可的松受體，因此不能用于評價其他部位可的松受體功能的改變。因此，最近的研究中采用可的松代替地塞米松進行此種抑制試驗，發現抑郁癥病人的可的松快速負反饋調節通路存在缺陷。
(2)下丘腦-垂體-甲狀腺(HPT)軸：HPT軸的功能特點與HPA軸類似。下丘腦分泌的甲狀腺刺激素釋放激素(TRH)經垂體門脈系統到達垂體后葉，刺激含有甲狀腺刺激素(TSH)的內分泌細胞釋放TSH。TSH經體循環到達甲狀腺，導致甲狀腺素(T4)和3，5，3-三碘甲狀腺原胺酸(T3)的釋放。T4在甲狀腺之外也可被轉化為T3。而T4和T3對TRH和TSH的釋放又形成負反饋調節，達到生理平衡。
甲狀腺功能與情緒的關系在臨床上被認識較早。甲狀腺功能的亢進會伴發一系列的情緒癥狀，如焦慮、抑郁、激動、疲勞、情緒不穩等。而甲狀腺功能低下的臨床表現在不少方面可與抑郁癥相混淆，如運動性遲滯、疲勞、性功能減退、抑郁情緒以及自殺傾向等。甲低所伴發的睡眠過多和體重增加有可能使醫生將之誤診為不典型抑郁癥。
如果不針對甲狀腺的原發病進行有效的治療，單單采用抗抑郁藥物治療其伴發的情緒癥狀效果不佳。另一方面，采用三環抗抑郁藥與T3合并治療難治性抑郁癥經?？色@得較好的療效。
抑郁癥病人可以出現甲狀腺素分泌晝夜節律的消失或平坦，其TSH和T3血清濃度也可下降，而TRH對TSH分泌的激動作用也消失或減弱，即TRH興奮試驗陽性。外源性TRH不能促進TSH的分泌可能是由于抑郁癥病人長期存在TRH功能亢進，進而導致TRH受體功能下調。與之相符的發現是抑郁癥病人存在腦脊液TRH含量的升高。而最近的研究也發現，直接向腦脊液中注射TRH可產生抗抑郁效果(Marangell等，1997)，因為它可以扭轉TRH受體功能下調所帶來的生理效應。
TRH興奮試驗是曾經用于協助抑郁癥臨床診斷的方法之一。其做法是，首先測定T3、T4和TSH基礎水平，于上午9時靜脈注射300～500μg的TRH，于注射后30、60和90min各取血測定血清TSH水平。若給藥后的最大值與注射前基線值的差異小于6μU/ml，即為TRH興奮試驗陽性。抑郁癥病人TRH試驗陽性率在40%左右，但它與DST試驗陽性者并不完全重疊。將這兩項試驗相互結合，陳光等發現其在抑郁癥病人的陽性率可達70%。
最近有研究發現，10%的抑郁癥病人血清中存在抗甲狀腺抗體，在雙相Ⅰ型病人中最常見。事實上，見之于抑郁癥的這些HPT軸的功能變化并非抑郁癥所特有，也可見之于躁狂、酒依賴等病人。因此，其臨床意義有待進一步探討。
(3)其他激素分泌的改變：生長激素(GH)的分泌存在晝夜節律，于慢眼動睡眠期達到高峰。抑郁癥病人這種峰值變平坦?？蓸范ㄋ鶎е碌腉H分泌增加在抑郁癥病人也變得遲鈍。
抑郁癥還可伴有其他激素分泌節律的改變。如退黑激素分泌下降，給予色氨酸不能促進催乳素的分泌，尿促性素和黃體生成激素分泌下降，而在男性則會出現睪丸素水平的下降。
3.神經免疫學 最近數十年的研究發現，人體免疫系統與中樞神經系統具有雙向調節作用。而在其中起橋梁作用的是內分泌系統。由于內分泌、神經系統活動乃至免疫功能的影響因素頗多，因此，在了解它們與情感障礙的關系時需要注意到以下兩點： 首先，免疫功能與內分泌功能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調節，因此影響內分泌功能的精神障礙或生活事件均可能對免疫功能造成影響。這在治療軀體疾病尤其是感染、腫瘤伴發的情感障礙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到。再者，由于免疫功能對神經、內分泌系統功能存在反向調節，因此免疫調質如細胞因子和免疫學過程可能會影響到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功能，進而在精神障礙的病理生理學過程中起重要作用。概括來說，情感障礙伴隨的免疫功能改變既可能是果，進而影響患者的生理功能，也可能是因，由此導致情感障礙的形成或遷延。
有關應激事件對免疫系統的影響開始最早。應激事件對免疫系統的影響可以是興奮性的也可以是抑制性的，取決于事件的持續時間。在喪親者免疫功能變化的研究中發現，喪親者的抑郁程度與其免疫功能變化密切相關。對抑郁癥的早期研究發現，其細胞免疫反應下降。但此后的研究結果各不相同。但嚴重抑郁、年長、男性病人的免疫功能改變較為突出。
情緒障礙和應激事件可以影響免疫功能，而免疫功能的改變也可能成為情感障礙的原因。最初的證據來自各種細胞因子水平升高狀態中所出現的行為癥狀，包括抑郁情緒。這些表現被稱為患病行為(sickness behavior)。它是由于趨炎細胞因子的應用所造成的，這些因子包括白細胞介素(IL)2和3、腫瘤壞死因子、干擾素-α/β等。其癥狀有衰弱、疲乏、倦怠、快感缺失、貪睡、厭食、社交孤立、痛覺過敏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等。在重性抑郁癥也發現有血清趨炎細胞因子水平的升高，包括IL-6和快反應蛋白(如觸珠蛋白、C-反應蛋白、α1-酸性糖蛋白)。這種快反應過程可能導致L-色氨酸含量下降，致使腦中5-HT水平下降。另外，IL-l可通過直接抑制糖皮質激素受體表達及其功能而阻斷糖皮質激素對效應組織的作用，因而通過損害其負反饋調節功能而致使HPA軸功能亢進。
4.睡眠與腦電生理異常 入睡困難、早醒、時睡時醒或睡眠過度是抑郁癥的常見癥狀。而躁狂時則常出現睡眠要求減少。因此，情感障礙與睡眠以及睡眠腦電變化的關系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主要發現有：睡眠出現延遲、快眼動(REM)睡眠潛伏期(從入睡到REM睡眠開始的時間)縮短、首次REM睡眠時程延長、δ波睡眠異常等。腦電圖研究則發現抑郁癥病人存在P300和N400潛伏期延長。全睡眠剝奪或REM睡眠療法對抑郁癥具有短期的良好療效，這也說明睡眠節律改變在情感障礙發病中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抗癲癇藥物治療雙相障礙有效，使人們認識到腦電生理活動與情緒活動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有一種“點火”學說認為，反復給神經元施加閾下刺激最終會導致動作電位。因此，情感障礙病人可能存在大腦顳葉皮質的反復“點火”狀態，導致神經活動的不穩定，這可能與雙相情感障礙有關。而抗癲癇藥如丙戊酸鈉、卡馬西平，就是由于阻斷了這種反復的閾下電刺激起到情緒穩定作用。
5.腦影像學研究 有關情感障礙的腦影像學研究尚無一致的可重復的結論性研究成果?，F有的研究有以下發現：
①部分雙相Ⅰ型病人，尤其是男性，存在腦室擴大;
②重性抑郁癥患者的腦室擴大不如雙相Ⅰ型病人顯著，但具有精神病性癥狀的抑郁癥病人的腦室擴大較明顯;
③磁共振成像(MRI)研究也發現重性抑郁病人尾狀核體積縮小，額葉萎縮;
④抑郁癥病人海馬T1松弛時間異常;
⑤雙相Ⅰ型病人發現有深層白質損害;
⑥采用單光子發射成像(SPECT)或正電子發射成像(PET)，部分抑郁癥患者大腦皮質，尤其是額葉皮質血流量減少;
⑦采用磁共振光譜(MRS)技術發現，雙相Ⅰ型病人存在細胞膜磷脂代謝的異常，這與雙相情感障礙發病的第二信使學說以及Li 離子的作用位點相吻合。動物試驗中也發現了Li 離子對磷脂代謝的影響。
6.遺傳學研究 迄今為止的遺傳學研究肯定地發現，在情感障礙的發病中遺傳學因素具有重要作用，但遺傳學影響的作用方式則十分復雜。只用遺傳學一種因素解釋情感障礙的發生是行不通的。心理社會因素不但在情感障礙發病中起重要作用，在某些病人可能起決定作用，直接導致障礙的發生。另一方面，遺傳因素對雙相障礙的影響較抑郁癥為強。
(1)家系調查：情感障礙的家系調查結果比較一致。雙相障礙病人先證者的一級親屬中雙相障礙的發生率較正常人的一級親屬高8～18倍，而抑郁障礙的發生率較之高2～10倍。抑郁癥先證者一級親屬中雙相障礙發生率較正常人一級親屬高1.5～2.5倍，而抑郁癥發病率較之高2～3倍。這種差距隨被調查者與先證者血緣關系的疏遠而縮小。雙相障礙的遺傳度也較高，表現在50%的雙相障礙病人的雙親至少有一位患有情感障礙。如果雙親中有一位患有雙相障礙，其子女發生情感障礙的幾率為25%;而如果雙親均有雙相障礙，其子女發生情感障礙的幾率則增加到50%～75%。
(2)雙生子調查：雙生子調查的主要發現是單卵雙生子問雙相情感障礙同病率為33%～90%，重性抑郁癥同病率約50%。而異卵雙生子間雙相障礙同病率為5%～25%，重性抑郁癥同病率10%～25%。盡管每個個別研究所報道的同病率各不相同，但每個研究幾乎均發現雙卵雙生子的同病率顯著高于異卵雙生子。
(3)寄養子調查：有研究者認為，存在情感障礙的父母或有此種患者的家庭會對其子女造成不利的環境影響，進而導致精神障礙發生率的升高。也就是說，單單進行家系或雙生子調查尚不足以完全確證遺傳因素的作用。而寄養子研究的調查對象為具有情感障礙的父母的生物學子女在出生后即寄養到別的正常家庭中的情況。由于孩子在出生后不久即寄養到別處，因此可以基本排除血親對子女生長發育所帶來的環境影響。此類調查同樣顯示情感障礙具有明顯的遺傳傾向。Mendlewicz &Rainer(1977)調查了29例雙相障礙寄養子的雙親，發現其血緣父母中31%存在情感障礙，而其寄養父母中只有12%存在情感障礙。寄養先證者血親的情感障礙發病率與其他雙相障礙先證者血親的發病率(26%)接近，明顯高于正常寄養子的血親和養親(2%～9%)。其他研究結果與此類似，均發現患病父母的親生子女即使寄養到基本正常的環境中仍具有較高的情感障礙發生率。而患病父母的寄養到別處的親生子女情感障礙的發生率與未寄養的子女接近，顯示環境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如遺傳因素來得直接和重要。
(4)基因連鎖研究：采用最新的限制性酶切片斷長度多態性(RFLP)技術，不少研究者對特定基因或基因標記與情感障礙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性研究。業已報道的與情感障礙，尤其是雙相障礙相關聯的遺傳標記包括第5、11和X染色體。如果與情感障礙的生物化學改變共同考慮，可以發現多巴胺D2受體基因位于第5號染色體上，酪氨酸羥化酶(兒茶酚胺合成途徑的限速酶)基因位于第11號染色體上。這些研究有些只是孤立的單個報道，有些被后來的研究重復，有些則在以后的研究中未能成功地重復出來。迄今為止，沒有一項研究成果能夠被重復驗證。其原因可能是與某種基因可能與某個家庭的情感障礙發生有關，但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Egeland等(1987)對Amish家族雙相障礙的基因連鎖研究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盡管研究者成功地將相關基因定位于第11號染色體的短臂上，但其結果在其后的研究中未能被成功地重復。X染色體與雙相障礙的連鎖研究結果與此類似。X染色體上含有色盲基因和葡萄糖-6-磷酸水解酶基因，因而這兩種疾病都是X-連鎖遺傳性疾病。有研究發現雙相障礙與此兩種基因存在連鎖，而另外的一些研究則否定了這種結果?？赡苓@種連鎖存在于一部分(也許不是大部分)患者之中。無論如何，在解釋基因連鎖研究結果時需要慎重。
7.心理社會因素 采用單一遺傳因素顯然無法滿意地解釋情感障礙尤其是抑郁癥的病因。即使遺傳因素在其發病中起重要作用，環境因素的誘發，乃至致病作用依然不容忽視。一般認為，遺傳因素在情感障礙發生中可能導致一種易感素質，例如某種神經遞質系統或其他生理功能的不穩定。而具有這種易感素質的人在一定的環境因素的促發下發病。易感素質并非全或無的存在，而是呈現一種過渡狀態。較為易感的人在較輕的環境因素影響下即可能發病;而較不易感的人在較重大的環境因素影響仍可能發病。當然，易感素質并不一定完全來自遺傳，早年生活經歷如童年喪親經歷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比較安全的假設是，遺傳因素對雙相障礙影響較大，而環境因素對抑郁癥的發生作用更重要。
(1)生活事件與環境應激事件：創傷性生活事件與心境障礙發病關系密切。在情感障礙發作前常常會存在應激性生活事件。有人報道最近6個月內有重大生活事件者，抑郁發作的危險率可增加6倍，自殺危險率增加7倍。生活事件的嚴重程度與發病時間有關，遇有意外災害、至親亡故、較大經濟損失等重大負性生活事件者，1年內抑郁發作危險性比正常人群高。慢性心理社會刺激如失業、慢性疾病等也會導致抑郁發作。據西方國家調查，低階層比高階層重性抑郁癥患病率約高2倍，而雙相障礙以高階層為多。但應指出，并非所有遭受重大事件者都得病，也不是都患心境障礙，本病的發生還需從遺傳、生理、生化等生物因素的綜合作用來全面考慮。一種解釋是，發生于首次發作前的應激性生活事件會在病人身上產生導致腦生理活動的持久性改變。這種持久性改變可能會改變一些神經遞質系統以及細胞內信使系統的功能狀態，還可能出現神經元的喪失和突觸體的減少等組織結構上的改變。這樣就使患者處于一種高危狀態，此后的發作可能不需要明顯的應激事件也可能發生。對于應激事件在抑郁癥發生上的地位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它是病因性的，直接導致抑郁癥的發生;另一些人則認為這種事件只是促發了一種潛在的狀態，使之提前發作而已。采用上述的易感素質-環境因素過渡狀態理論可能更容易理解生活事件的作用。
(2)心理學理論：有關情感障礙發生的心理學理論很多，涉及經典精神分析理論，精神分析導向的精神動力學理論，學習理論，認知理論等。精神分析理論強調童年經歷對成年期障礙的影響，將抑郁癥看做對親密者所表達的攻擊，以及未能擺脫的童年壓抑體驗。另外一些精神分析家認為抑郁癥是存在于自我與超我之間的矛盾，或自我內部的沖突。
學習理論則采用“獲得性無助”解釋抑郁癥的發生。動物試驗中發現，將動物放入一個無法脫逃的反復電擊處境中。動物在開始時會拼命地試圖擺脫。一段時間后，它會完全放棄努力，因而它了解到這種處境是無法擺脫的，它是處于一種無助狀態。而患有抑郁癥的人具有相同的無助體驗。如果醫生使病人獲得一種對自我當前狀態的控制和支配感，抑郁狀態就會好轉。因此采用行為獎賞和正性強化方法治療抑郁癥有效。
認知理論認為，抑郁癥病人存在一些認知上的誤區，如對生活經歷的消極的扭曲體驗，消極的自我評價，悲觀無助。認知治療的目的就是辨認這些消極的認知誤區，采用行為作業方法來矯正病人的思維。